〔自由副刊〕
「療傷工作是自雇者」――在療傷的執行中,小說家朱利安.拔恩斯(Julian Barnes,1946-)又該如何展開他的傷逝書寫?當結褵三十年的妻子派特(Pat Kavanagh,1940-2008)因腦瘤猝逝,拔恩斯陷入憤恨、消沉與龐大悲傷,然而《生命的測量》以特殊的結構拼裝,在坦白自我困境之前,先透過報導文學筆法,談及19世紀熱愛熱氣球飛行的英國皇家騎兵衛隊弗瑞德.伯納比上校、法國女演員莎拉.伯恩哈特,以及結合了熱氣球航空術與攝影的納達爾。高度,改變觀看的可能,也變動了主體與客體的位置。繼而,拔恩斯以虛實難辨的口吻,講述一段伯納比上校情陷莎拉.伯恩哈特,卻求婚未果的逸聞,「每則愛情故事都可能是悲傷的故事。」最末,鏡頭才轉回了自身,腳下被傷痛鑿開的土地,有著「深度的迷失」。
倘若世界因兩樣未曾結合過的事物結合而從此改變,當強悍的死,撕離二者,拔恩斯誠摯表明:「成功」的哀悼或許並不存在,因為,「有時候,你會想繼續愛這份痛。」

朱利安.拔恩斯著,顏湘如譯,麥田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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